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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

准备迎接新生活(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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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迎接新生活

1997年

婚礼当天标志着我的人生从此开始了新的篇章,我将为人妻,但我万万没想到这注定是一个短暂而悲惨的段落。

我丈夫住在马克洛里安第四街区一间三卧室房子里,房子简朴、结实、功能丰富。他确实花了一番心思(我怀疑他的姐妹们一定帮过忙),把我们的卧室打扮得漂漂亮亮,购置了粉红色窗帘,粉红色枕套,就连床头的粉红色花瓶里也添置了几朵粉红色丝绸花。每一个摆设都很到位,只是一切看起来是如此的……粉红。第一次看到房间的布置,我几乎不禁要咯咯发笑了。到了新婚之夜,我已经整整24小时没合眼。真是谢天谢地,经过一整天忙碌,我丈夫也筋疲力尽,并没有向我提出性要求。我们一躺下就呼呼大睡。

第二天早上,我先醒过来。有那么一刻,我感到一阵恐慌。睁开眼睛,我看到了粉红色的窗帘,外面是朦胧的日光。在陌生的床上,我身边躺着的竟然是一个男人。就在一刹那,我在想自己究竟身在何方,但很快就想起来了。我嫁给了哈米德,嫁给了躺在我身边安然入睡的这个男人。他轻轻地打鼾,我忘情地看着他,微笑着,伸手去抚摸他的脸颊。这是我身为人妻之后的第一天的开始。

哈米德的姐姐和她的两个孩子也跟我们一起住。她刚刚守寡,没地方可去。我却为有这么个女人在身边而觉得安慰,她曾经当过老师,聪明优秀、精神饱满。我们相处也很融洽,终于我也过上了较为惬意的日子了。哈米德温和善良,跟我一直以来对他的印象完全吻合。我们很享受朝夕相处的日子,整天有说有笑,筹划着美好的未来。自从7岁刚开始上学的那天我非常开心过之后,再也没像现在如此开心了。生活终于朝着我理想的方向前进。

婚礼之后的一个星期,我们又举行了一个所谓的塔哈特加米仪式。新娘新郎坐在装饰品、鲜花和彩带之下,喜迎客人。来宾过来道贺,奉上礼物。孩童时代,我姐姐和母亲常常哄我说,在塔哈特加米仪式上,我将收到很多很多的礼物,或许还会收到一辆车,一间乡村别墅,甚至一吨黄金。然而,在塔利班时代,生活不能太张扬。朋友和亲戚来了,也带来了他们的礼物:一块桌布,几个新碟子,50美元。

等送走了最后一名客人,哈米德马上去他的办公室做事了。他的姐姐和我正要沏茶,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我的大姑子打开门,迎进来几个留着胡子的男人,缠着黑色头巾。原来,毛拉奥马尔,也就是当时的塔利班头领,听说我哥哥米尔沙卡伊回到了喀布尔,就签署了一张逮捕证。他们已经搜捕了他三天三夜,我哥哥已经躲了起来。亲戚们没有告诉我是因为他们希望我安心度蜜月,不受惊扰。

而现在塔利班分子竟然找上门来了。他们冲进我的喜乐天堂,就像一群困兽,什么都没问,径直走向我的卧室,而我还坐在花环之下,穿着华丽的衣服,化了妆。看到他们恶狠狠地盯着我,我脸上的神采立马黯淡了下来。生命中实在有太多的麻烦,他们的到来意味着我快乐的生活马上接近尾声。他们大声叫嚷,要我们待在原地别动,然后直奔我卧室,开始了一番彻底搜查。他们一见到床单就撕,那可是我和哈米德刚刚开始新生活的地方啊。

这是对**、庄重和阿富汗文化的**裸的侵犯,可这帮野蛮人才不管这些。他们搜遍床底,还翻箱倒柜,就这样一言不发地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那脏兮兮的手把漂亮的家具糟蹋得不像样。

见一无所获,这帮人便朝我大叫:“米尔沙卡伊在哪儿?”“警察总长在哪儿?”一边叫嚣一边在我眼前挥舞着逮捕令。当意识到他们要找的人是谁时,我胃里一阵难受。但我平静地告诉他们,我不知道。这时,他们已经差不多把我家搜遍了,所以知道我没有撒谎,接着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哈米德!千万不要从办公室回来呀!我心里默默祈祷他不要在这个时候回家。再工作一会儿,千万不要在这个点回家啊!千万不要回来啊!”他们就这样走了,只要听到他们走了五段楼梯,到了大楼的门口,我的呼吸才不再那么紧张。他们每往下走一步,我的呼吸就轻松了一些。还有四段,三段,两段。就在他们到了第一段的时候,我听到了开门声。我紧张得张大了嘴巴。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是哈米德。要是晚几秒钟,他就远离凶险了。但不巧的是,他进了屋子,高高兴兴地走过前门,手里提着巧克力礼盒,那是给我买的。就这样,哈米德遇上了这帮野蛮人。要是他在路上买些水果,跟邻居聊聊天,甚至弯腰系下一鞋带,都有可能避开这帮恶徒。

抓不着我哥哥,气无处发,他们就抓走了哈米德。他什么都没做,什么罪都没犯,但他们还是把他带走了。我尖叫着跑下楼。“我们结婚才七天,他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我丈夫的房子,我们是新婚燕尔,无辜的好市民,放过我们吧。”我哀求道。

他们只是再问了我一遍:“米尔沙卡伊在哪儿?”接着不由分说便给哈米德上了手铐。他几乎僵在了那里,一动不动,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感到震惊,手里给我买的花也掉到了地上。几个邻居围过来看这场面,谁也没说一句话。我一把拿起蒙面长袍,跟了出去。哈米德心里明白,让我待在家里坐等消息我是怎么也不会答应的。

他们把哈米德带上一辆红色皮卡,将我推向一边。我想跟在哈米德身后,却遭到了他们的嘲笑。我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摇下车窗,说:“对不起,女士。对不起,姐妹。你有穆哈兰姆(男性亲属)同行吗?”我急促地说:“什么?你让我上车吧,我要跟着那辆车。”他摇了摇头:“你一定要有穆哈兰姆同行才可以,这位姐妹。这些该死的人,你一旦跟着他们,让他们发现车上只有你和我,我们俩都要被关进监狱。”他说完就开走了。

我目送着皮卡,见它渐渐远去,拐进了大街,沿着大路开走了。接着来了个左转弯,进入新镇。我只希望它不要离开视野范围。于是,我又拦下另一辆出租车。这一次,还没等司机开口,我就抢先跟他说。我一开口就向他请求:“兄弟,亲爱的兄弟,帮我个忙。请你帮帮忙。他们带走了我丈夫,我要跟着他。我只有一个人,你能载我吗?”他让我上车。他一边开,一边匆匆地说:“如果他们拦下我的车,你就说是我妹妹。我的名字是……我住在……”这个好心的司机与我素昧平生,却把最重要的个人信息告诉给我,以防万一我被盘问,好让我假装与他是兄妹关系。这样的事听上去荒唐,但这名司机的所作所为恰恰表明:无论当权者对普通的阿富汗人民实行怎样的压迫措施,阿富汗人的正派和善良精神却屹立不倒。

哈米德被带到情报机构办公室,地点位于市中心,靠近内政部。我记不得给了司机多少钱,但肯定是很多。他能冒着生命危险来帮助一个陌生女子,令我很感激。我认为,多给他钱,他或许遇到同样的情况还会挺身而出,拔刀相助。

我来到了情报机构办公楼的大门口,他们不让我进去。这时我冒了个巨大的风险,向门口的塔利班分子撒了个谎。我就说,自己被塔利班分子逮捕了,他们命令我到这里来,但是我又不能跟车上的男人们一起进去。我还说,如果你们不放行,上头怪罪下来,谁都担当不起。于是,他们就让我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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