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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

黑暗蔓延(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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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蔓延

1997年

那一晚我几乎没睡,因为担惊受怕,人几乎要疯掉了,脑子飞快地运转,拼命地在想到底谁能帮我出主意。早上,站在镜子前刷牙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我记得有一个朋友曾跟我说,她曾经给一名塔利班官员的妻子教刺绣。我马上穿上蒙面长袍,朝那朋友家奔去。听完哈米德的遭遇之后,她眼睛瞪得大大的,又是震惊又是同情。成不成我们都没有把握,但她答应带我去官员的家中,给我引荐。

我们是走着去的,一度喧嚣的城市道路此刻竟出奇的安静。几辆汽车和出租车经过,总算让人看到了一丝生气。空荡荡的街边小摊和木板隔成的商店里,晨光照了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尘土在飞扬。我看见一个面容沮丧的女人,塌着双肩,穿着蓝色蒙面长袍,我几乎认不出来那就是我自己。原来,我在一家空荡荡的摄影店的玻璃窗前看到了自己的影像。蒙面长袍几乎完全掩饰了我的身份,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我被这样的陌生感吓了一大跳,于是就朝店内张望。摄影店早就废弃了,褪色的照片却还贴在墙壁上。在瀑布背景下,年轻男子摆出了宝莱坞演员般的姿势;婴儿们手中拿着升腾的气球,对着镜头咧嘴在笑,嘴里还没长牙,很显然镜头后面的父母正想尽办法逗他们笑;穿着花边衣服和及踝短袜的小女孩羞涩地笑着;穿着白色婚纱的新娘自豪地站在西装笔挺的丈夫身边。

看着这些照片,我心里在想,这些面带笑容的人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如今安在?自从塔利班上台执政以来,阿富汗的1800万人口有三分之一死于战火,还有另外三分之一流亡海外,只有大约600万人口还留在本土。照片上的这些人都没了吗?摄影店的老板呢?所有的摄影活动均被塔利班勒令停止,既然这个生计没了,老板就只好关门,另谋出路了。或许他也可以违背塔利班的律法,偷偷地干着老本行;或许他入狱了,和哈米德关在一起。一想到素不相识的摄影店主躺在牢房里的哈米德身旁,我回过神来。朋友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臂,于是我们接着赶路,一直来到一个带大门的公寓大楼,也就是要找的那个塔利布的房子。门外有个小男孩在玩耍,煮羊肉散发的香味扑鼻而来。

塔利布男子和妻子在家。妻子有着一双碧眼,看上去似乎和她丈夫一样对我们的悲惨处境很同情。他们把我们迎进屋,给我们斟上热茶。男人年轻,三十来岁的样子。他表示不一定能帮得了,但一定会尽量帮忙解决。一旦官员的办公室开了,他就会尽早去打听。我有点沮丧,但并非不感激。我惊讶地发现,一个塔利布,随便一个塔利布也都有可能表现出人道主义精神。他跟我素昧平生,但他居然打算帮我,本来他完全没必要这么做,他改变了我对许多塔利班分子的看法。那一刻,我意识到,虽然他的理想和政治观点不能和我一致,但并不等于他是个可怕的人。

许多阿富汗人和塔利班站在一道是因为属于共同的民族,拥有共同的文化,出于共同的地域和经济需要。当时如此,今天也还是这样。在一个没有工作可做的村子里,如果塔利班给人工资,那么一个穷苦人会怎么做?许多阿富汗人,尤其是南部的坎大哈和赫尔曼德等省份,倾向于接受伊斯兰文化中的强硬元素。这与我所信奉的观点相左,但是,我对许多不同的观点、民族、语言、文化怀有深刻的理解和尊敬,因为正是这些不同才构成阿富汗。在西方国家,真正知道阿富汗同时在用三十多种语言的人不多。于我而言,正是这种多样性显示了我们的强大——至少在和平时期是如此。战争时期,民族的多样性却成了阿富汗最大的弱点,也是许多无谓的杀戮的根源。

离开塔利布的家时,他友好地送我们到公寓大楼门口,并再次表明他也没把握能帮上多大的忙。回家的路上,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哈米德被处决或者被随便加个罪名,判处终身监禁。我不愿去想这件事,但知道必须面对很可能发生的坏情况。我尽量不去想哈米德双手被捆绑着拖到监狱的院子里,接受处决。我也不敢去想他躺在肮脏冰冷的牢房里,日渐憔悴,在饥寒交迫之下渐渐发疯。这些想法足以将我逼疯。

到家后我脑子里还全是这些恐怖的想法,突然,从浴室里走出一个熟悉的面孔。

竟然是哈米德,瘦削的脸颊上,水珠子泛着亮光,胡子上还挂着小水滴。

我以为自己在做梦,要不就是眼睛出问题了。

我丈夫站在门厅里,朝我微笑,好像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他朝我走过来,叫了我的名字,瘦弱的双腿蹒跚着。我跑过去,趁他没摔倒前给他一个紧紧的拥抱,他昔日的雄风在狱卒的暴力摧残下所剩无几。他的突然出现是我始料不及的,一时难以承受,所以,我们只是高兴得啜泣,心中的那块石头也终于落了地。哈米德,我的哈米德,我的爱人,终于回家了。

离他被拘捕不到24小时,但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们又把他给放了。我给哈米德煮了几个鸡蛋,泡了甜茶当早餐。吃完后他躺下来休息。心情上的大起大落让我筋疲力尽,可我却没时间休息。既然哈米德回来了,他们肯定会想办法再去找我哥哥。我们得尽快找间房子供他藏匿,时间紧迫。

我想起了一个女人,她很坚强,曾经来听过我的英语课,就住在附近几个街区之外。她有一条腿不好使,走路不方便。自从丈夫死后,她就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女儿。他们不是政治家庭,跟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一样,他们只不过是想在疯狂的喀布尔市苟延残喘。米尔沙卡伊住在他们那里应该不会有人去找,所以我觉得他们家对我哥哥来说最合适了,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把他送到国外去。

我穿上蒙面长袍,跑着到这寡妇家去。房子很朴素,由于战争时期物资短缺,更是显得简陋。客厅地板上铺了几块磨旧的小地毯,屋内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猜测其他值钱的都已经拿去卖了<ahref=http://贼吧电子书/>贼吧电子书下载</a>,用来换大米、油、煤气。女主人在客厅里蹒跚着走来走去,一边劝我坐下,一边命令大女儿给我泡茶。我直奔主题,说想让我哥哥在她家留宿一段时间,但是,如果被塔利班发现,对她来说有危险。她的语调马上显露出受了冒犯的意味,她并不是因为我来到她家,提出这样的请求而生气,而是以阿富汗独有的方式表明我根本没必要因为这样的小事而特意请求。我哥哥留下来当然没问题,这是问都不需要问的!喝完茶我马上去叫米尔沙卡伊。我们收拾了几件衣服,多备了一些吃的。我知道,那女主人看我带了食物过去,也一定会生气,但不管怎么说,她收留我哥哥已经给她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多了一张嘴,就会给她本来就少的资源增添了短缺的压力。我陪着哥哥回到那寡妇的屋子,我必须这么做,不是因为我哥哥不认得路,而是让一个陌生男子单独去一个寡妇的家必定引起怀疑。一个男人和一个穿了蒙面长袍的女子前往就像是一次平常的社交走访;一个男人单独去,就像是在犯道德罪,必定引起邻居的闲言碎语,到时候塔利班必来无疑。

寡妇和她的家人对米尔沙卡伊很友善,我想他也能够稍微放松一会儿了。他在那里待了10天。这之后,我们断定事情已经平静下来了,他也可以出来到我家住,但让他和家人一起搬家还是太危险。和往常一样,塔利班还是不断地去骚扰我嫂子,常常不请自来,从来不会事先打招呼。他们常常用威胁的口吻对她说:“你丈夫在哪儿?你最后跟他说话是什么时候?快告诉我们。”哥哥是个通缉犯,所以嫂子遭到他们的日夜监控。

后来,我嫂子实在怕得不行了,也过来跟我们一起住。

哈米德跟我结婚日子不长,本来应该好好享受新婚生活,但是,家里的事情那么多,我们几乎没多少时间可以安静地在一起。我想,在这个星球上,没有哪一对新婚夫妇不会不对步入婚姻生活的头几个月怀有美好的期盼吧,然而,无论对我自己还是对于千千万万个其他女人,成人世界的现实很快取代了少女时代期待的新婚欢乐。起初,我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所遭遇的突然苦难愤愤不平,但这样的心情没过多久就被责任感所取代。再者,我要帮的人是我哥哥,是我如此心爱的一个人。我深深记得,小时候他是多么疼我,他对我的整个人生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我为自己那些自私的想法感到愧疚,难道如今不该轮到我照顾他和他家人吗?换成是他,无论有多么危险、多么艰难,他一样会为我这么做的。

米尔沙卡伊下定决心逃离阿富汗,这是保障自身安全的唯一方法,尽管也意味着从此过上流亡国外的不稳定生活。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他不剃胡子,任其生长,长得又浓又黑。过不了多久我们几乎都认不出他来了,我们祈祷塔利班也认不出来。

我们的计划是坐出租车前往与巴基斯坦交界的最繁华的城镇多尔汗。小镇靠近著名的开伯尔山口,位于巴基斯坦的联邦直辖部落地区边上。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由部落长老统治,伊斯兰堡政府方面几乎没有实际控制权。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这一边境地带从来没有获得阿富汗方面的正式认可,是众所周知的杜兰德线。即使在今天也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政府紧张关系的最大源头。阿富汗拒不承认这条线。美国和其他反恐的北约国家声称这条边境线是基地武装组织的老巢。巴基斯坦否认这一点,但是在控制该地区的原教旨主义方面几乎无所作为。

当地的社交礼法相当严格。美国的轰炸机曾经对该地区狂轰滥炸,地面部队也来搜捕本·拉登及其支持者,但村民就是拒不透露他们的行踪,任凭轰炸像暴雨一样落到屋顶。置身该地区你就会感觉仿佛回到了五百年前,明白了这一点你才能够理解这个地方。如果不明白这一点,那么你就会像那么多政府和国外势力一样,都将以失败告终。

与今天不同的是,1997年,当我们计划哥哥的逃亡时,阿富汗人无需签证即可越过边境十字路口进入巴基斯坦。卡车、商贩和旅行者源源不断地前往多尔汗,我哥哥希望趁着这样的嘈杂来个浑水摸鱼,偷偷地溜过边界。

米尔沙卡伊安排了一辆出租车,让它第二天早上来接人。我四处奔走,为他的逃亡做准备——购买途中所需的食物,诸如几个圆盘烤饼和水煮鸡蛋,他的妻子为他收拾行李。就在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我还没停下来仔细想想就把门打开,以为司机到了。然而,站在门厅里的是两个黑乎乎的裹着头巾的塔利班。他们径直闯入公寓,手里挥舞着枪。所有人都站着一动不动,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也没地方躲藏。大家面面相觑,心想:这下完了,我们被抓了。

两个塔利班分子一把抓住我哥哥,强行将其按倒在地,面露得意的神色。两人都才二十出头的模样,其中大一点儿的那个抬起膝盖用力撞了一下我哥哥的腰部,疼得他大声直叫。另一个也丝毫不掩饰鄙夷的神情,抓住哈米德的脖子,用力将其往客厅地板上撞,好像他就是个布娃娃。他们一边嘲笑嫂子和我,一边将我们的丈夫推出客厅,带上皮卡。就在他们离去的时候,我哥哥大声对我说,不要跟着他们,好好待在家里。即使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下,他仍然不愿放下男人的自尊让一个女人到监狱去营救。

到了警局之后,我哥哥劝服一个警卫,让他捎一张字条到家里。字条上说让我们去找他的一个老同事,他现在为塔利班政府效劳。当年他曾做到将军的位置,如今是一名塔利班高级军事顾问。我哥哥希望这个老同事能够托关系将他和哈米德救出。字条上还给出了一个地址,是机场附近的一栋住宅。

这将是又一次漫长而残酷的等待,我一度没有一丝力气,在床上躺了整整两天,在挫败感和恐惧的双重打击下,几乎陷于瘫痪。哈米德又被带走了,只是,这一次,留下的不是我一个人,还有我们未出生的孩子。

三天前我得知自己怀孕了。和许多初孕的年轻妈妈一样,好几个早晨我都有恶心和呕吐,这才知道自己怀上了。哈米德和我当然是喜出望外。但是,这样的兴奋很快就被生活中的动乱浇灭了,或许没有什么比在战争时期怀孕更令人揪心的了。战争年代,生存本身就是一场战争,只有最坚强的人才能幸存。把一个无助的婴儿生下来,带到这样的地狱里合适吗?或许真的不合适。

但我也明白,无论是枪林还是弹雨,生活总归要继续。在某种程度上,无论环境有多艰难,庆祝新生命的强烈愿望永远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本质特征。是的,我害怕过,可我认为,生个宝贝小孩便多了一份积极的力量,也多了个关注对象,这样也很好。

高兴归高兴,但话又说回来,战争时期怀孕保胎谈何容易。阿富汗是世界上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医疗资源匮乏,再加上文化保守,大家都不愿意公开谈论妇科和儿科医疗,导致医生非常难找,而仅有的几个医生往往又没受过多少正规训练。一般家庭不愿意给妇女找医生,除非实在是别无他法,或者是不医治必死无疑了。但每每这个时候,无论是救母亲还是救孩子,都已经为时已晚。当一名医生,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真的需要高超的技术、坚韧的耐心和伟大的献身精神。在以前,阿富汗最好的医生都是女医生。我敢肯定,无论在哪里,当遇到需要亲密接触才能治疗的健康问题时,女性在接受同性医生的治疗时总会更自在些。好长一段时间我想让自己成为一名医生,加入她们的行列。

但是,塔利班禁止妇女从医,这条法令给阿富汗医疗队伍以致命的打击。接着,还出台了一条又残忍又变态的规定,男医生不准给女病人看病。男医生甚至不能给患普通感冒的女病人开阿司匹林。结果呢?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成千上万的妇女死于流感、细菌感染、血液中毒、发烧、骨折、怀孕,而这些病本来完全可以得到医治。她们的死纯粹是因为统治这个国家的残酷男人认为她们的命与苍蝇一样低贱。这些口口声声称自己是真主之子的人竟然对真主最伟大的创造之一——女人,丝毫没有怜悯之心。

我晨吐得厉害,还不仅限于每天早上的那几个小时。现在我可以自我解嘲了,但是,那个时候,想憋住呕吐,避免弄脏蒙面长袍的面纱可真不是说笑的。我想,没有哪个母亲需要像我一样,不得不拿起头巾,把头向前倾,对着两腿之间的空地,抑制住本能,以免吐到膝盖上。

我几乎吃什么吐什么,这真是个大麻烦,尤其是我拿到哥哥的字条的那一天。拿到之后我按照上面的说明立马动身去找他老旧同事的家。我哥哥知道,找这个老同事帮忙肯定要费很大的劲儿,但再怎么费劲也得一试。

一进入屋子我就感到浑身不自在,但当我把目光投向阴暗处,我意识到心里仍然涌起无限的感激之情。尽管大多数阿富汗人十分贫穷,但他们依然很自豪。他们为自己的家庭自豪,无论这个家有多简陋,他们总会给客人沏茶、端食物、拿糖果。或许正因为如此我才被客厅里的可怕景象所震惊。客厅地板污秽不堪,显然好久没有打扫清洗了。我真想把地毯拿到屋外,好好掸一下灰尘。墙壁也好久没擦拭了,我也很想把窗户打开,让光线照进来,让新鲜空气透进来,驱散满屋子的发霉气味。

迎接我的是女主人。这时我才发现,她是个很淳朴的妇女,应该从来没受过任何教育,她迎接客人的方式、走路的仪态都显得相当拘谨笨拙。环顾一下房间,我看到她有一排的孩子,脸上脏兮兮的,还有大家庭里的其他成员,一个比一个肮脏。于是,我明白房间里的气味是怎么来的了。

我找不到一处干净的地方,所以只好在一处略微不那么脏的地方蹲下来,心里恶心得不得了。尽管我已经在屋内了,而且还打算耐心等待好长一会儿,但我不打算把蒙面长袍脱掉。我渐渐地习惯了怎么对付塔利班了,第一条原则就是有耐心。我被告知,20分钟后可以见我哥哥的老同事了,但我心想,如果有必要,就算等上一天也不要紧。这时我已经不再那么担心哈米德了,如今回过头来想想觉得当时的自己真是奇怪。哈米德有我哥哥在牢中和他作伴,这于我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他们俩一定能够从彼此身上获得慰藉,无论敌人对他们施加怎样的折磨。

我坐下来等着,无聊地看着女主人将其中一个儿子那又黑又绿的鼻涕拭去。我想跟她寒暄,但不是很顺利。我突然发现,在一间脏兮兮的屋子里,在一个脏兮兮的房间里,等待一个脏兮兮的男子,是很难做到文明的。而就是这么个脏兮兮的男人竟然是政府的国防顾问,就连自己的家都这么污秽,老婆和孩子无人照料,你还能指望这样的官员整出怎样的国家来?如果阿富汗都是这帮文盲执政,那还能有什么希望?一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个冷战。我联想到,如果连塔利班的高级顾问家的客厅都如此破旧,那么塔利班的监狱要糟糕到何等程度?后来,男主人终于出现了,跟其他人一样粗俗,一样的不修边幅,和我预料中的当权者大相径庭。我对他说,哈米德和我哥哥被关进监狱了。他听了,一点儿也没有觉得烦,还说他还牢牢记得我哥哥。他耐心地听我讲述事情的经过,并向我保证一定让他们得以释放。他说去打几个私人电话,让我先等着,然后就走开了。我又坐回到脏兮兮的地板上去,尽量调整心态去适应这肮脏的环境,然后耐心等待。房间里的臭味没有了,应该是我的鼻子习惯了的缘故吧。

过了好久,男主人终于再次出现,但带来的消息不是那么令人振奋。他叹了口气,看着脏兮兮的双手,告诉我说释放他们需要时间。他保证密切关注事态的进展,一有消息就跟我联络。从他的语气可以听出那不是百分之百的真诚,好像是一副迫不得已才出手相救的姿态,很明显他不会花大力气去做。我听了有点担心,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哈米德因为上次的监禁,身子才刚刚开始恢复,现在仍然很虚弱。这时的空气开始变得寒冷干燥起来,时值深秋,冬雪开始在城市远处的山上降落。很快,喀布尔也将被积雪覆盖,气温会降低至零下15摄氏度。我能想象得到,哈米德和我哥哥在冰冷的监狱院子里互相依偎着取暖,身上穿的还是被捕时的衣服。没有暖和的夹克,没有马夹,没有羊毛袜子。一想到哈米德的脚指头冻得发紫我就紧紧咬住嘴唇,竭力忍住了泪水。我不知道丈夫孱弱的身子还能撑多久,他的脑袋是智慧和力量的堡垒,无论受到怎样的折磨都能够默默忍受。但是,每一个人都有生理上的临界点。夜间,在凛冽的寒风中,连呼吸一下都会很痛。我知道,哈米德的临界点快要到了。

第二天早上,我还是老样子——弯着腰,站在厕所旁,拼命狂吐。但这天的晨吐多了个理由。前一天晚上下过雪,就在从卧室匆匆跑到浴室的途中,我看到,窗外的屋顶覆盖了一层白皑皑的雪毯。哈米德和我哥哥整夜都站在雪地里吗?监狱的院子里会不会多了两具尸体,被一层冰紧紧地冻在一起?我穿上衣服,赶紧朝塔利布的屋子跑去,这次叫上了哈米德的姐姐赫蒂彻。冰雪覆盖的街道已然成了溜冰场,表面坚固,实则薄脆,一路上我们走得跌跌撞撞。蒙面长袍给我增加了层保暖,但同时也使我看不清路面,降低了灵活性,我的脚伸向哪里就朝哪里走去,一只手臂伸出来保持平衡,另一只放在腰间保护还未出生的宝宝,以防跌倒时有个保护。

到了我哥哥的老同事家,我发现有什么东西变了。臭气还在,只是这次有人在用力地打扫房间,孩子们的脸上留下用布擦过的污痕,但没擦干净。男主人也变了,他热情地朝我微笑,露出一排黑黑的牙齿。

“我想让你教我孩子英语。”他说。他这话不像是命令,倒更像是个请求,一个我无法拒绝的请求。“当然可以,”我马上答应了下来,“或许他们来我家更好。那里有地方供他们玩耍,而且我教的效果也会好一些。”谢天谢地,听了这话之后他似乎很高兴。除非迫不得已,不然我真的不愿在那样的房子里多待一秒钟。我要取悦他,让他保持高兴,我自己内心也受到了鼓舞——如果我能多教育一些这样的孩子,让他们走出如此肮脏破旧的墙壁之外,那么,我们的国家或许还有希望。我不知道自己今天会遇到什么,明天又能遭遇什么,也不确定能否守诺教他们,但这件事让我发现,这些孩子,包括所有的孩子都是有价值的。只要接受适当的教育,得到良好的帮助,任何孩子长大之后都有可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

离开我哥哥老同事的家时,我心里渐渐乐观了起来。尽管他几乎没提到我日夜想要拯救的囚犯,但是,他让我教孩子们英语,以及我所看到的房子内所发生的变化都是令人振奋的迹象。这些事情都表明他打算帮助我们。

那天晚上,有人用拳头用力地捶我的房门,我小心谨慎地打开一点点。一只毛茸茸的手用力地推了进来,碰到我的额头。我向后退缩了几步,浓浓的眉毛下面,两只黑色的眼睛牢牢地盯着我看。那人的头上还缠了黑色头巾,但我一点儿都不害怕。事实上我几乎没去看那个塔利布的脸,因为在他身旁站着哈米德和米尔沙卡伊。那个塔利布用力地将两人往门厅内推,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很不情愿拿自己的玩具跟人分享。他嘴里嘟囔着,说了一些威胁的话,其实根本没用,因为还没等说完我就当着他的面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接着马上投入哈米德的怀抱。我嫂子兴奋得从客厅里尖叫着跑出来,也朝自己的丈夫扑了过去。我哥哥的老同事果真说到做到。

我们一刻也不敢耽搁,马上安排一辆出租车,让它第二天一早来接我们。我们计划前往巴基斯坦,虽然哈米德和我哥哥获得了释放,但是,塔利班一个心血来潮,随时有可能重新将他们俩抓回去。我们再也冒不起这个险。

第二天,哈米德,我,我哥哥,嫂子,以及他们的婴儿挤进了等候我们的出租车。哈米德坐在后座靠边位置,我穿了蒙面长袍挤在他身旁,我哥哥夹在中间,他妻子坐在另一侧靠窗位置,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人认出我哥哥来。一个世交好友坐在前排乘客的位置。那人也是个退休的将军,普什图人,主动提出帮我们一把。万一我们路上遇到麻烦,他的将军身份或许可以派上用场。即使将军身份帮不了忙,那么他的普什图族人身份对于我们经过塔利班的哨卡乃至越过边境都会有一定的分量,因为,大多数塔利班是普什图人。他愿意陪我们一程纯属慷慨义举,每当想到这么多年来,那么多朋友和邻居不惜冒着丢掉性命的危险帮助我们,我觉得真是有点不可思议。这也是为什么如今我从来不会向寻求我帮助的人关上大门的原因之一。伊斯兰信条教导我,对我们所行的每一个善举,我们都应该向他人做一件善事作为回报。

聊天中,司机的语调有点紧张,但他一直向我们保证出租车坚实牢靠,我不是很相信。这次米尔沙卡伊坚持要我们和他一起前往巴基斯坦,我答应了。经过这几个星期以来的高度紧张生活,我觉得真应该离开这个国家,即使只离开一个星期也好。再者,哈米德也可以趁此机会好好治疗一下。第二次入狱,他的身体又虚弱了许多,我几乎是看着他在我眼前孱弱下去的。我依然深受晨吐的折磨,途中,我带了碗,放在蒙面长袍底下,随时防备吐出来。这是一次痛苦的旅行。车上很挤,极为不舒服,还要提心吊胆,就怕在塔利班的哨卡口被拦下。可是,那名将军镇定自若,每次见到持枪的哨兵都能来几句逗笑的寒暄。大多数的塔利布一听到普什图口音的母语,马上放松了警惕。将军天生一副威严,引人尊敬,即使大呼小叫的年轻塔利布,见了他这样的老兵所独有的风范也会立刻蔫了下来。

“您请便,大叔。”每次听到这几个字,我都会松一口气。穿过多尔汗边境地带时我的情绪突然高涨了起来,进了巴基斯坦,整车人一下子就有说有笑了。你会深深体会到自由:令人提心吊胆的塔利班压迫没了,心头的重担也放下了。

那天下午四点钟,我们来到了巴基斯坦城市白沙瓦。我们在那里上了一辆夜间大巴,一直坐到历代君王之城——拉合尔。我们去了哥哥位于该市的房子,受到他的正室及其岳父岳母的热情接待,两位老人就住在那里。那一晚,我们喝着可口可乐,吃着查帕里卡巴,这是一种牛肉粉拌石榴和干椒粉的食物。那一顿可以和我吃过的任何一顿相媲美,更何况那是好几个月来我第一次吃到的不受塔利班禁令约束的美味。

拉合尔真好。这是自结婚以来,我和哈米德第一次能够像正常的夫妻那样出去尽情地放松自己了。拉合尔的景色真美,到处是清真寺,座座都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商店更是鳞次栉比。我和哈米德一连逛了好几个小时,饱览当地风光。在一个专门向妇女和家人开放的公园,我们还进行了一次野炊。为了娶我,哈米德努力争取了好几年,可是,婚后我们几乎从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悠闲地坐下来,慢慢品味共同呼吸相同空气的乐趣。

拉合尔干净、便利,与骚乱中的喀布尔完全不同。内战时期,喀布尔不知有多少建筑物轰然倒下。拉合尔的历史建筑也让我赞叹不已。16~18世纪,这个城市处于莫卧儿人的统治之下。莫卧儿时代正值印度伊斯兰王朝统治时期,那时的皇帝曾经控制了大部分亚洲次大陆。莫卧儿人以建筑出名,像泰姬陵就是莫卧儿帝王沙·贾汗建造的。在拉合尔市,他们建造了许多著名的建筑,其中有很多后来成了这个城市的地标,包括气势恢宏的拉合尔城堡和夏利玛尔花园,这两处如今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这时我已经怀孕三个月,感觉依旧不舒服。哈米德两番入狱,遭到塔利班的残酷对待,也十分脆弱。但是,拉合尔的宁静让我们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得到身心上的恢复。用“宁静”来形容这个拥有五百万人口的巴基斯坦城市或许不是十分恰当,但我们经历了那么多风雨之后,彼时彼刻的感受实实在在如此。

在拉合尔过上一个星期,我们就收到消息称阿富汗总统拉巴尼到了白沙瓦。他虽然遭到了塔利班的废黜,但我们和其他国家依旧视他为合法的领导人,拉巴尼的大使在联合国大会上仍然代表着阿富汗,只有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承认塔利班政府的合法地位。我哥哥曾经在拉巴尼政府的内政部任职,与他颇有交情,他联系上了总统,总统马上邀请他和哈米德前往。于是两人前往觐见,并听取了他夺回国家政权的宏伟计划。

拉巴尼和我们一样,都来自巴达赫尚省。他是我爸爸的朋友,偶尔也是竞争对手,我们对他无比尊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是反对阿富汗倾向苏联的主要力量。苏联入侵期间,他在巴基斯坦组织军事政治力量进行抵抗。

倾向苏联分子失势之后,纳吉布拉也跟着垮台,拉巴尼选举当上了总统。但那个时候游击队政府派系斗争很厉害,这些势力挑起了拉巴尼和马苏德一派与以杜斯塔姆将军和希克马蒂亚尔为首的另一派之间的斗争,最终导致了内战。

拉巴尼的营地里聚集了很多人。哈米德和米尔沙卡伊两人从他那里回来之后情绪高涨,他们坚信只有拉巴尼才能维持阿富汗政局稳定——尽管现实情况是,塔利班依然牢牢地掌权,就连拉巴尼自己也不敢想象夺回政权的那一天。他们的乐观精神感染了我,在拉合尔平静安全的环境里,我对阿富汗的前途又重新燃起信心的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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