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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

重归故里(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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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归故里

1998年

在监禁的那几个星期里,哈米德被打昏,戴上手铐脚镣,在风霜雨雪中受罚好几天,他染上了一种致命的疾病。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他?没人说得出理由。他什么罪都没有,而他们就是以什么都没有控告他。不幸的是,在塔利班时代,像哈米德这样的事情并非个案,不知还有多少人也像他一样在塔利班的监狱里遭受同样的命运。

1998年,春天伊始,天气一天天转暖,冬天所下的大雪此时融化得很快,又出了太阳,真是件喜事。这样的天气对哈米德也大有裨益,他仍然病得厉害,咳嗽个不停。(文*冇*人-冇-书-屋-W-Γ-S-H-U)

这时我怀孕已经7个月,胎儿很活跃,在里面又踢又扭的,就像是在锻炼身体,而哈米德整晚不停地咳嗽,一阵接一阵,我想睡个安稳觉都不行。

哈米德病得厉害,根本没法工作,医生开的药也不见效。尽管太阳越来越暖,可是喀布尔仍然令人压抑。在首都,塔利班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住在这里,我们整天提心吊胆,担心他们随时出现在家门口,把哈米德带回监狱。这不是他们会不会再来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来的问题。

但狱中的生活对哈米德的健康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再羁押一次就无异于给他判死刑。我们认为不逃离塔利班的统治不行了,而逃往巴基斯坦并不是个好选择。自从巴基斯坦间谍将哈米德会见拉巴尼总统的事情禀报塔利班,他已经成了他们的目标,如果回到巴基斯坦,他就很可能会被跟踪。

虽然我们向塔利班做过保证不离开喀布尔,但我们依旧决定逃往巴达赫尚省。曾经签署过担保书的好邻居也支持我们的决定,劝我们还有机会逃的时候赶紧离开。

马苏德和拉巴尼总统的军队仍然在北部边远地带安营扎寨,与塔利班对抗。即使是强大的苏联军队也没能击败巴达赫尚省的游击队,因此我们认为那里才是真正能够远离塔利班的安全地带,但我们也明白这样的旅途险象环生。

哈米德的医生给他开了6个月的药量,我们带上药就出发了。一路上我们走过崎岖的道路,蜿蜒的山道,就算塔利班的危险忽略不计,这也将是一次艰难的旅行。哈米德重病缠身,我有孕在身,让我们的这次旅途更加危险。之所以非这么做不可是因为我们想孤注一掷,此外别无他法。这个曾经被我视作天堂的安全城市如今成了个监狱,被一帮残酷成性的狱卒主宰着。

为了这次出门,我收拾一些行李,大多数是结婚时收到的礼品和一些家人留下的纪念物。我想在箱子底下藏一些母亲的珍贵照片以及被害的穆基姆的遗照,可转念一想,万一塔利班发现了这些照片,它们一定会被破坏殆尽,我不敢冒这个险。

赫蒂彻决定和孩子们留在喀布尔。我再三请求她跟我们一起走,但她就是坚守自己的立场。我认为她忠于死去的丈夫,也就是哈米德的哥哥——她要留下来将孩子抚养成人。我们已经成了亲密的好朋友,真舍不得丢下她一人,但我尊重她的决定。

要是我觉得还有一丝塔利班不来骚扰的可能,我或许会留下。但是,哈米德和我的时间不多了。迟早某一刻,塔利班的某个长官复查他们羁押过的人员名单,只要有一丝的怀疑,他们很有可能再次派一些狂热的年轻人来拘捕哈米德。他们的态度应该就是,“他肯定犯了什么错。我们拘捕他,施加酷刑,他就什么都招了”。很显然,如果你折磨一个人时间够长,他就什么都招了。如果不招,按照塔利班的逻辑,这些所谓的罪犯一定是在保守某一可怕的秘密。

普通人即使犯了芝麻大小的所谓的过错也要被囚禁。在狱中的时候,哈米德曾经和一些出租车司机交谈,他们都是因为载了没人陪伴的女乘客而被捕的。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司机会被关进监狱,可女乘客因为“引诱”司机,情况会更糟糕。塔利班的规定以及行动常常跟手里有枪的人一样随心所欲,反复无常。这就造成了一副人人自危的局面,大家都认为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安全,出门的话一不小心就违法了。

这样的局面既恐怖又叫人气愤——他们以为自己在统治国家,实际上呢?他们是在糟蹋我们的国家,而且,还给所有的行为披上伊斯兰教的外衣,为平息民愤发明了一个万能的工具。你不喜欢我们对待妇女的方式?那你就不是伊斯兰教徒;你想听音乐?那你就不是伊斯兰教徒;你不赞同我们的司法制度?那你就不是伊斯兰教徒;你说我们为了自己的目的曲解《古兰经》?那你就不是伊斯兰教徒。这些文盲总是从二维角度看世界,就像回到了中世纪,而他们也正准备把我们这个国家引导到中世纪去。正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深深伤透了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才要逃离喀布尔。

一天早晨,远处的山头刚刚亮,我们就走上街,悄悄离开了这座城市。出租车每颠一下,弹簧就发出吱的一声。我们计划先往东开,沿着喀布尔河走到苏罗比。塔利班的影响范围也就到喀布尔以北几百公里处为止,超出这一范围,塔利班就靠近不了。想要到达马苏德的势力范围,我们还需要穿越火线。这条线必须不会让我们有丧命之险,还不能引起塔利班的注意,否则就要被他们当做间谍来看待。

苏罗比是一个山谷中的小镇,四面环湖。湖泊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向首都陆陆续续供应电力。从喀布尔到这个小镇的路途并不遥远,开车才27公里。不过,由于山谷是内战的重灾区,道路凶险得可怕(即使最能吃苦的阿富汗旅行者也会有此感受),到处是凹坑和弹坑。这就意味着车子大多数时候是后车贴着前车屁股,只能以步行的速度前进。在石子路另一侧的地底下埋了一个个的地雷,过去20年间,整个阿富汗地底下埋了1000多万个地雷。直到今天还有人被这一邪恶的武器炸死或是致残,而大多数受害者是儿童。

车子开不好或者开得太累的司机偶尔会偏离路中央,有时倒也能幸免于难,但在其他时候,车子往往被炸得粉碎,腾起一团灰云和烧得红红的金属片。最大的地雷是用于摧毁60吨重的坦克的,所以,开着一辆900千克的轿车驶过这样的地雷阵就像一朵蒲公英在一台开着的喷气式发动机前。最悲惨的情景要数卖力的公交车司机抄近路遇到这样的地雷,很不幸,司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第一个被炸死的。爆炸中,车轮被炸飞,整个车头被炸毁。惊恐万状、魂飞魄散的幸存者也将面临两难抉择:爆炸的火焰越来越烈,到底是在滚烫的车子的残骸中死去呢,还是跳出毁坏的车窗,在地雷阵中赌运气。通常只有一个选择,而这样的生死赌注并非人人都能赢。

去往苏罗比需要经过首都之外灰尘满天飞的平原和巴格拉米空军基地。如今,巴格拉米依然是美国在阿富汗的主要军事基地,当年它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军事设施,曾被苏联当做空军指挥中心。

广袤的峡谷风光很快变成了陡峭多岩的险山,路也在狭窄的峡谷中绕来绕去。到了苏罗比,我们的车子直接往北驶向塔哈布。这段路更糟糕,该地区在喀布尔东北方向,距离喀布尔市区不过150公里,但却是当时游击队和苏联军战斗最激烈的地方。道路遭到游击队的狂轰滥炸,被炸毁了其中的一部分,以阻止苏联红军前进。到达塔哈布之后,我惊讶地发现,许多简陋泥土房如今已经成了废墟,而许多人就住在瓦砾堆里,只要还有一处没倒,人们就随便安一个家。

哈米德和我非常担忧。到目前为止,经过塔利班的哨卡还没遇到任何问题。我们的下一站只会更加艰难,塔哈布是塔利班在这片山区里的前沿阵地,到处都是军事设施和弹药库,里面装满了供给坦克和卡车的燃油,步枪、火炮、迫击炮、火箭炮所需的弹药。面容疲惫、胡子拉碴的年轻士兵站着放哨,越接近哨卡,车子就越多,排成一支长长的队伍。哈米德和我绷紧了神经:逃亡能否成功就在这一站。我们担心哈米德的名字出现在塔利班的监控名单上,而他现在既然在这里现身,也一定会被他们抓捕回去。

车队长龙渐渐往前爬行,我看见许多紧张的男人和穿着蒙面长袍的妻子被命令下车打开行李让哨兵检查。狂热的年轻士兵头缠黑色头巾,用步枪翻看箱子和行李包中的物件,将打包得整整齐齐的衣服和珍贵的个人物品抛在地上。有一个士兵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激动地叫了出来,手里高举着一卷录影带,俨然一副拿着战利品的姿态,那是违禁物品。一名女子朝这盘盒式录影带扑过去,而那个塔利布则把它拿到一边。那女子穿着蒙面长袍,但可以看得出还很年轻。我猜她刚结婚不久。遭到这样的不公平待遇,她又生气又气馁,而同时她也担心,自己的抗议只会招来更严重的后果。她的丈夫站在身后几步开外的地方,嘴里咕哝着要她停下。他并没有上前阻止妻子,因为他知道她这样做完全符合情理,而他既不能反抗塔利布,也不能被人看到对自己的妻子无动于衷。

持枪的那个塔利布用力推了下女人的胸部,在她乳防的轮廓下停留许久,乳防在蒙面长袍底下若隐若现。她一下子怔住了,性骚扰让她怒不可遏,于是就朝那个塔利布冲撞过去。他淫笑着,又摸了她一下,还用肩膀去撞她的下巴,将她撞倒在地。她愣愣地躺了一会儿,接着双手撑地,膝盖触地,爬了起来,可那个塔利布却将录影带扔到她身前,用脚跟践踏,将其踩得粉碎。那女子没说一个字,只是抬起头,好看清他狰狞的面目。他弯下腰,朝她奸笑,又一把抓起散落的录影带,一边往后退,一边让塑料碎片从指间滑落,看她有什么反应。接着,他转过脸朝着一棵树,将剩下的录影带碎片扔到了树枝上,带子缠住了树枝。那女人头往前倒,啜泣个不停。这时,她丈夫过去,弯腰将她拉了起来。塔利布那双黑色的眼睛流露出得意的神色,很显然,他为自己所谓的道德胜利高兴不已。树枝上挂满了类似的带子,在午间的阳光下闪烁,这样的游戏他们肯定是经常玩的。

这时我也想起了留在家里的照片,暗自庆幸当初没带上它们。我赶忙开始从车上卸行李,哈米德悄悄问其他人哪里可以租到马匹和向导。我们计划穿过狭窄的山道,从西南方向前往贾布尔萨拉热,这个地方还不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我们打算从西边兜个圈子,翻过群山,绕过火线。这样就不用直接往北,虽然那条路线更直接,但也最危险。

我们担心塔利布会拿走护照,撕得粉碎。等轮到我们过哨卡,荷枪实弹的士兵并没有多加注意。他们的同伙跟那女子玩的“游戏”似乎使他们心情大好,匆匆检查完我们的行李之后,就给我们放行了。排在我们后面不远处的一个女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很显然,她来自北部省份,因为她缠的是白色头巾,典型的阿富汗北部地区风俗。塔利布就因为她穿了这样的衣服,用棍子和鞭子狠狠抽打她。

我本来并不怎么想骑马,但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之后,恨不得马上摆脱这些可恶的没有人性的家伙,尽快到达远处相对安全的山中。哈米德好不容易租了一匹马,我真担心怀孕7个月的自己还能否上得了马背。在哈米德的帮助和我强烈的逃生本能之下,我顺利地上去了。哈米德在一旁走着,要甩掉塔利班了,可我感到怪怪的,我的生活仿佛进入了一个奇怪的平行世界。哈米德和我这样的一对年轻夫妻就是我心目中未来的阿富汗的形象: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妻子,胸怀大志,有一个同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丈夫,温文尔雅、才华超群、柔情蜜意。而在现实中,我却穿着蒙面长袍,骑在马背,留着长发、胡子拉碴的丈夫牵着马,带着我翻山越岭。这样的塔利班思想禁锢着我的祖国,仿佛要将其带回到中世纪。

但是,即便怀着恐惧,我依然有着强烈的乐观精神。塔利班并不代表着我所了解和热爱的阿富汗人民的精神。他们已经偏离了正道,是一场疾病,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和疾苦,这场病久久没能痊愈。翻过一座座山,蹚过一条条溪流,通过一条条窄道,我的压抑感渐渐退去。每迈过小心翼翼的一步,我仿佛就轻松了许多,最后,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抵达北方盟军的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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